问：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古典意义上的自我关怀观念现实化，以对抗现代思想中的自我关怀？
答：当然应该。不过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说：“我们很不幸地遗忘了自我关怀，而自我关怀却是一切的关键。”再没有比这样一种观念更陌生于我了：它是说在某个时候，哲学迷失了道路，遗忘了一些东西，在哲学历史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原则和基础，存在着应该重新被发现的原则和基础。我认为所有这些分析的意义都不大，不论它们采取极端的形式，说从一开始哲学就被遗忘了，或者采取更加历史的形式，说：“在这种哲学中，有些东西被遗忘了。”我们无法从中得到什么重要的东西来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这些哲学的关联不能导致某些东西，而是应该强调这种东西是新的东西。
问：就是这促使您问道我们今天为何应该达至真理的吗？达至政治意义上的真理，即政治策略意义上的真理，而这种策略是反对关系体制中各种各样的权力“障碍”的？
答：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认识真理呢？为什么人们对真理的关心更甚于对自我的关心呢？为什么人们只是通过对真理的关心而关心自我呢？我认为这触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且我愿意称之为西方的问题：西方的整个文化都围绕着这样一个认识真理的任务而转，而真理又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事情摆在那里，至今没有何者能够表明我们可以在这种关注之外定义一种策略。正是在认识真理这样一个义务的范围内，人们有时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反对统治的各种结果，而这种结果也许和真理的结构或承担着真理的各种机构相关联。用极其简单的话说，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例子的：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生态”运动，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在20世纪才出现。这种生态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常常是和科学对立的，或者总是和以真理的名义所保证的技术相对立的。然而，实际上，这种生态学也谈论真理：人们所做的批评是以自然知识的名义，以生命过程的平衡的名义做出的。因此，人们并不是通过进行一种和真理游戏完全无关的活动而躲避真理的统治，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或者说以另外的方法进行其他的活动、其他游戏来逃避的。我认为在政治领域内事情同样如此。在政治领域内，人们可以从不合理的政治所导致的统治后果出发进行批评，不过却只能通过某种真理的游戏，通过表明其后果，通过表明还存在其他一些合理的可能性，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所不知道的有关他们的处境、工作条件和受到的剥削的情况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