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说，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依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于赖治外法权。总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黄仁宇先生认为，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做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施用“商业的系统”，“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包含了每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而这三个条件的开展，必有赖于社会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因为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