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说话人殆无不是以讲唱并重者，不仅仅专力于讲。——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艺伎盖也无不是如此——这正足以表现出其为由“变文”脱胎而来。今所见的宋人“小说”，其中夹入唱词不少，有的是诗，有的是词，有的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惯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错成文的，像：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袖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剑横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间，下彻九幽之地。业龙作祟，向海波水底擒来；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坛畔，权为符吏之名；上帝阶前，次有天丁之号。
——《西山一窟鬼》
我们读到这样的对偶的文章，还不会猛然地想起《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来吗？但唐人的对偶的散文的描状，在此时却已被包纳而变成为专门做描状之用的一种特殊的文章了。大约这种唐人用来讲念的，在此时必也已一变而成为“唱文”的一种了。又宋人亦称“小说”为“银字儿”。而“银字”却是一种乐器之名（见《新唐书?礼乐志》及《宋史?乐志》）。白乐天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和凝《山花子词》有“银字笙寒调正长”，宋人词中说及“银字”者更不少概见。也许这种东西和“小说”的唱调是很有关系的。在“讲史”里，也往往附入唱词不少。最有趣的是“小说”中，像《快嘴李翠莲记》（见《清平山堂话本》），像《蒋淑贞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及《警世通言》），几皆以唱词为主体。《刎颈鸳鸯会》更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及“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话。那么，说话人并且是有“歌伴”的了。“合生”的一种，大约也是以唱为主要的东西。《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叙述“合生”之事甚详。但据《夷坚志》八《合生诗词》条之所述，则所谓“合生”者，乃女伶“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之谓，其意义大殊。唯宋词中往往以“银字合生”同举，又“合生”原是宋代最流行的唱调之一；诸宫调里用到它，戏文里也用到它（中吕宫过曲）。这说话四家中的一家“合生”，难保不是专以唱“合生”这个调子为业的；其情形或像张五牛大夫之以唱赚为专业，或其他伎艺人之以“叫声”、“叫果子”为专业一样吧。至于“说经”之类，其为讲唱并重，更无可疑。想不到唐代的“变文”，到了这个时代，会滋生出这么许多的重要的文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