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代人的相互调适
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